血色黎明

隋坤 朱东君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大门。演员朱亚文两度饰演过青年周恩来,2012年在《我的法兰西岁月》里演

隋坤 朱东君

血色黎明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大门。

演员朱亚文两度饰演过青年周恩来,2012年在《我的法兰西岁月》里演周恩来赴法留学的岁月。2017年在《建军大业》里,他最难忘的一场戏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那场残酷的大屠杀后,数百人倒在满是血泊的路上,大雪纷纷落下。朱亚文在片场感到了“颤栗”。

而现实中,站在血泊里的周恩来,坚决提出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周恩来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建军重要性的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答才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旅欧时,周恩来就想到了‘革命发展的出路在于利用军队的量。”1922年,周恩来驳斥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概念时,也不留情面地指出:“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想建立‘好人政府,这不是做梦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旅欧回国,他的路就是从军队开始。“建军”黄埔

1924年,26岁的周恩来接到一份工作邀请,职位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经历军阀反叛的惨痛教训后筹建的。“当时孙中山赖以革命的军事力量,要幺是受策反或倾向于革命事业的北洋新军,要幺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会党成员,孙中山并不能对各军阀之部队有事实上的领导,这让他的军事活动渐渐变成了军事投机,注定失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周恩来研究人员苏昕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黄埔军校的建立,就是为了培养一支忠于大革命、理解大革命的军队。军校效仿苏联红军,建立了政治部。建校伊始,前两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事实证明,两人并不懂“真正的革命政治工作”,政治部工作进展一直缓慢。

正在政治部当副主任的张申府想到了周恩来。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很了解周恩来的长处。周恩来能团结人,组织能力又强,在法国与蔡和森等人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既提高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觉悟,又使很多青年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张申府的推荐得到黄埔高层的同意。

周恩来也欣然应邀。这正是一个可以近距离观察军队运转方式的好机会。他还可以借此机会拓展人脉,团结更多革命战友,宣传共产主义。

这年11月,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迎来了意气风发的周恩来,他身着军装,英俊潇洒,朝气蓬勃。

一到任,周恩来就大刀阔斧改革起来:扩大和健全组织结构,从学生中选调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见习干事;主持政治教育计划的重新制定,把政治教育提升到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除了授课,还举办政治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组织政治问答和各种宣传活动。学校的政治教育一时活跃起来,师生的革命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他们开始知道“为谁而战”,中国的军队自此有了政治工作。

年轻的周恩来很能和学生打成一片,除了讲课、听课、参与讨论、巡夜查铺,他还时常与学生谈心,尽力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难题,深受学生爱戴。

身在政治部,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军事。经孙中山同意,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建立了一支铁甲车队,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车队队部设在广州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里,门口牌子上书“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车队的队长、党代表、副队长和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抽调。由于车队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实际上这就是一支由我党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

这支铁甲车队在第一次东征时立下赫赫战功。1925年10月的第二次东征,新婚燕尔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行军途中,政治部总是走在队伍前面,周恩来又总是走在政治部前面,很能鼓舞官兵士气。27岁的他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英气勃勃,很让人瞩目。这位政治工作的天才沿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吸引了许多老百姓前来参军。他还经常领导政工人员,在宿营地举行军民联欢。他已经意识到,黄埔军校的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以担负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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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攻克贺胜桥》呈现了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场面。

第一次东征,革命军取得了胜利。但在返回广州的途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向周恩来索要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敏感地察觉到,国民党有反共意图,但他同时想到,在国共合作没有破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抛开国民党。周恩来决定另组国共合作军队。

他马上与当时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负责人汪精卫商议,并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于1925年11月21日,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也就是叶挺独立团。在随后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英勇作战,屡建奇功,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 铁军” 的称誉。

1926年初,中山舰事件发生,国共合作的裂痕摆上了台面。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但蒋介石否认了调令,怀疑这是“叛变”,随即解除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扣押了他们。周恩来也被关了一天禁闭。出来之后,周恩来同国际共产主义代表气势汹汹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并与蒋发生激烈争吵。

1926年4月11日,周恩来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被解除。

周恩来旋即离开广州,但白色恐怖正向他和共产党人靠近。血战上海

1927年3月,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一纸调令,随即赶往上海。他要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曾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两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周恩来到上海,后召集工人组建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其中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

他认真反思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起义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且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于是,周恩来泡在工人纠察队里,指导军事训练,教工人射击、进攻、防御。

3月21日中午12点,上海外滩海关钟楼上的大钟被人敲响,黄浦江上轮船与沿岸工厂一起响起了汽笛。紧接着,80万人走上了街头,其中有工人、学生、商人……提前接受了军事训练的工人纠察队抄起武器,向反动军警控制的警署、军营等目标发起进攻。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始。

周恩来和赵世炎负责在前线指挥。他们以工人纠察队员为先锋,将战场切割成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区域,同时向敌人发动进攻。

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是敌人的军需所在地,地理位置关键,守卫力量多,又修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工人纠察队员牺牲很大,大家无比愤慨,准备硬拼。周恩来赶到后,知道硬拼没有用,他一边安抚大家,一边指挥工人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然后利用附近建筑物,围而不打。僵持了一会儿,周恩来开始劝降,敌人感觉无望,弃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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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工人纠察队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

随后,敌人的各大据点被逐个攻破,只剩下上海北站的还在负隅顽抗。周恩来又亲临指挥。第二天下午,被围困了一天的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用火力封锁了敌军。晚上6时,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敌人在闸北的最后据点,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

起义期间,上海市民主动为起义工人修筑工事,饭店也为他们赶制食品,这次起义是民心所向。虽然起义后组建的临时市政府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就在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正密谋清算共产党。

4月11日,周恩来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请的是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名义是商议事务。虽然明知是“鸿门宴”,周恩来还是选择赴约,结果一行人 “被禁于司令部”。身处现场的黄逸峰后来回忆道:“我们直奔会客室,我当时看到周恩来同志站在那里,在极端愤怒的气氛下,把椅子推翻在地,桌上的花瓶和杯子都震得掉在地上。他声色俱厉地训斥第二师师长斯烈:你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真是大义凛然,令人钦敬。斯烈低着头表示:‘我是奉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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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大厅前举行升旗典礼。下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直到第二天凌晨,通过第二师党代表赵舒出面营救,周恩来才离开二师师部。此时,蒋介石正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凌晨的上海街头突然出现大批假扮的工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更是以调解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发现被缴械的上海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迎接他们的是密集的机枪扫射。

3天时间,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此前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此时,与邓颖超一起奉命躲进礼查饭店的周恩来发现,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令,而他作为重要人物,项上人头的标价高达8万银元。这实在是一笔巨款,那几年,恭亲王溥伟将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是8万银元。为了迷惑敌人,周恩来不得不伪装成富商,剃去标志性的浓眉,蓄起长而杂乱的胡须,消瘦泛黄的脸上总是贴着纱布。他们住的311室,床边总是摆着两个装着西装、华服的行李箱,时刻准备紧急撤离。困在礼查饭店期间,他们只能立足窗前透透气,望着对面的苏联领事馆,然后远眺黄浦江,听沉闷的涛声阵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四天,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这是最早力主武装反击蒋介石的战斗檄文,反映了周恩来对当时局势的冷静分析和不屈精神。面对白色恐怖,他要举起用武装反对反革命统治的旗帜。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着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史称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由此转入新阶段。

1973年9月,距离那场血腥屠杀近50年后,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到上海,第一次向周围人讲述了当年礼查饭店里的惊魂时刻。送走蓬皮杜后,他坐着游轮来到黄浦江上。在摄影师杜修贤的镜头下,已经患病、身形瘦削的周恩来坐在椅子上,手臂支撑着椅把,远眺江面,一动不动,沉默不语。也许那一刻,他的脑海中又闪过了那些热血、惊险、惨烈的革命往事。枪鸣南昌

1927年7月,周恩来身穿灰制服,手提黑皮包,隐姓埋名住到南昌某旅社。他要展开一次秘密行动,甚至对邓颖超也要守口如瓶。周恩来想用武力对抗蒋介石,这也是他去南昌的目的。上海的经历,让他感觉受到了背叛。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周恩来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甚至有同志私下里叫他“铁人”。

关于武装暴动,周恩来向中央提过多项方案,比如“三省救各省,东征讨蒋”和“发动湖南暴动”。最终,中共中央临时决定以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周恩来指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去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交代说:“什幺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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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南昌起义》,黎冰鸿作于1957年。

起义之前,周恩来又亲自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坦诚地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爽快地回答:“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怎幺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立即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幺干就怎幺干。”

过了几天,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最终确认举行南昌起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党在南昌周围掌握和影响的起义部队共计两万余人。但此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意图推迟起义,理由是共产国际指示“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

7月30日,枪和人都已安排妥当,起义箭在弦上,张国焘又在紧急会议上提出应共产国际要求,起义需重新讨论,如要发动起义,得说服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统帅张发奎。但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比共产国际有更清醒的认识:张发奎的思想境界并没有达到革命者的高度,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在动摇。为了驳斥张国焘,周恩来将桌子拍得“啪啪”响。

直到第二天上午,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起义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4点。

为了起义,周恩来等人做了充足准备。起义前一天下午,叶挺把二十四师里可靠的营以上军官秘密召集到师部,做战前动员。与此同时,贺龙也秘密召集二十军的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消息,布置作战任务,并换掉了几个不可靠的连长。

7月31日晚,起义总指挥部下发了当晚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三声枪声”,识别标志“领系红领带,膀扎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当晚10点多钟,第二十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云南人赵福生,偷偷溜出正在准备战斗的部队,将起义的消息告诉了滇军军官。好在一名执勤士兵发现赵福生钻进敌军指挥部,立即报告贺龙。贺龙赶忙到总指挥部向前敌委员会报告。前委经过研究和分析,决定把原定凌晨4时的起义提前两个小时。

8月1日凌晨2点,随着三声枪响,南昌起义正式打响。

这边厢,朱德利用他与滇军高级将领的老同学、老同事关系,宴请宾客,麻痹南昌国民党守军的神经。那边厢,叶挺、贺龙领导的部队发动突袭。一时间,整个南昌城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很多正在睡梦中的守军甚至来不及拿起武器。经过一天激战,共产党在下午占领了南昌。

8月2日,中共前委初步整编起义部队。一天后,革命委员会任命了参谋团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军长等职。陈答才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即人民军队,人数达两万之多。”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拿起武器武装革命,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开始。陈答才说:“说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绝无夸张之意。”周恩来则总结那段岁月:“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多年以后,当北京军事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南昌起义》的展板前说出“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连忙制止了他,又补充了一句:“哪是我领导?是党的领导,应该说是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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