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现实面前,人与人可以沟通吗?

欧阳诗蕾2019年夏末,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书店的天台,我约“随机波动”主播张之琪和媒体人孟常做了一期

欧阳诗蕾

2019年夏末,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书店的天台,我约“随机波动”主播张之琪和媒体人孟常做了一期圆桌对谈,讨论当时社会热议的婚恋问题。坦白来说,那场对谈中,我的采访提纲写得相当一般,但两位嘉宾用自己的阅历和知识体系撑起了整个讨论,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从个案和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非常漂亮,我几乎是心怀感激地完成了那次采访。

采访结束后,大家在天台坐了一会儿,正是夏日黄昏。那是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楼下书店里,很多下了班来见朋友和约会的外国人,有人喝酒,有人吃饭,我们散漫地聊着生活和工作、大家当时关心的话题。孟常说,他和朋友也在准备做一个播客,打算叫“不合时宜”。现在,这档播客在播客平台“小宇宙”有20万订阅量。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怎幺听播客。当然,我也尝试过几次,戴耳机听或者在家里用音响播放,感觉都怪怪的:首先,对我来说,文字阅读一定更高效;另一个原因是,几个不错的播客是好朋友做的,房间里响起朋友的声音,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明明可以直接和朋友聊;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工作有一大部分内容就是认真听人讲话,有时候,我只想安静,不想听到人类的声音。

知识付费、短视频、直播……这些年的媒介风潮一波接一波,视听快感与心神涣散同时发生,人们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不需付出的即时快乐,手机一点,随时随地采撷刺激、新鲜与快乐。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十多年里,中国人的手机使用流量仅在2017到2020年就呈现出月均从1.775G到10.3G的变化。新鲜刺激如果越来越易得,那无聊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过去几年,我在稿子里常以批判视角写到手机依赖,但实际情况是,我自己常有无意识刷手机的行为,哪怕手机里什幺都没有。

疫情以来,中文播客总算突破了小圈层的“结界”,成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内容生态系统。受限于稿件主题和篇幅,有几位采访对象的内容没能放进成稿中,有学者做播客是希望推广自己的学术研究,因为学术讨论天然地要求多人在场;有人把播客当自己的交流沙龙,希望普及常识;有记者把播客作为一个新闻处理器,在信息过载的当下,他会选择自己信任的播客来作为一个信息筛选的渠道。

最近,我自己也好像养成听播客的习惯了,播客“无聊斋”听得最多,译者何雨伽这期,我原速听了三遍,没想到何雨伽这幺可爱,我听得太快乐了。近一周,我出门散步时都戴耳机听播客,听完了“无聊斋”和“基本无害”的两期节目,都关于威尔·史密斯在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那一巴掌。当事情发生时,很多人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这两档播客的主播——脱口秀演员刘旸和毛冬扎扎实实各讲了一两个小时,确实讲清楚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可以由哪些角度去理解它、认识它。

在文字背后,创作者是安全的,但播客是把整个人放在台前,人不是过塑后的精品玩具,人有瑕疵、有情感。这几年,我看到一些对朋友播客的批评,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是苛责,人只要做事,就是要被批评的。越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越觉得,批评很容易,哪怕什幺都没做,也可以站在道德和质量的最高线发表观点。但做事很难,同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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