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教鞭

路明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

路明

一根教鞭

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憨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凭老师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师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不要紧。”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细细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的问题不太好使,考试成绩总排在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一条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爷爷家的竹林,好不容易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課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教鞭,“啪”的一声,重重地打在她的头上。我听到有人哧哧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侬哪能噶憨额啦!”

我们哄笑起来。我那时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由于坚信教鞭暂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笑得肆无忌惮。晓玲涨红了脸,强忍着泪,一声不吭。下课了,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头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教师办公室。我们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的怒吼,还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自己的座位,满面泪痕。

从此,晓玲成了大家的笑料,没人愿意跟她玩。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揪她的辫子或者丢她的铅笔盒,而她似乎也无力反抗。开始她还常常哭泣,到后来,渐渐没了眼泪。

孩子的世界是等级森严的,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残忍的——我们往往通过打压、欺负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换得一些莫名的优越感。

勉强读到初二,晓玲就退学了。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后来,我听说她进了工厂,早早结了婚,再以后,就没了她的消息。

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泪,沉默倔强的身影,还有离开校园那天的回头一瞥。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同学们常说,她对待学生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像妈妈一样”,我们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我听说她被投诉了,被家长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了教课的资格,被安排去图书馆,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

有一次回小镇,我在小巷子里遇见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毋庸置疑,她是爱学生的,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童年只有一次。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以恨的名义,还是以因爱生恨的名义。

(止 泊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王 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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